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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文魁:应对经济增速下滑市场化改革至关重要

  张文魁:应对经济增速下滑市场化改革至关重要受国内新冠疫情散发、政策制定和执行、地缘政治因素发酵等多重因素影响,今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起伏,经济增长波幅较大。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显示,7月份中国主要经济增长指标较6月回落,未能延续6月份较强劲的复苏势头。从季度数据看,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仅增长0.4%,显著低于一季度4.8%的增速。

  在疫情影响下,中国服务业和消费复苏出现阶段性受挫;此外,房地产行业仍在“预期转弱”的影响之下,房地产投资下行压力凸显。而基建投资稳经济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释放。

  当前,中国经济“稳增长”的压力依旧不小,而经济增长是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的基础,如何兼顾短期和长期使得中国经济经济行稳致远?对此,《

  》近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。据了解,他的新著《稳增长:中国经济基本盘》近期即将上市。

  :今年二季度以来,中国经济数据的月度波幅比较大,*新发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,没有延续6月份的复苏势头,你认为原因主要有哪些?

  张文魁:月度和季度数据之间波动性提高,我个人认为其实可能说明中国短期数据的准确性在提高。7月份的数据不及预期,这很可能说明,市场预期出现了偏差,我们对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的把握,其实不那么准确。面对不断散发的疫情,对疫情的管控还将继续,有的地方甚至还层层加码,所以,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较大,预测起来的确更难。

  今年5月底中央发布了33项稳经济措施,其中很大一部分要靠促投资。而投资意味着要有资金投入,可是一些地方政府如今财政压力非常大。这会使得其一时没有足够资金去搞基建投资。特别是近年房地产不景气,地方政府的一项很重要的政府性基金收入——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今年大幅下滑,导致地方搞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资金少了很多。如果不是7月份外贸数据较好的话,我估计增长数据还要更差。所以,中国经济指标的季度和月度波动性比过去更大,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的扰动,另一方面可能说明刺激性政策的效果没有市场预期的那么快、那么大。

  张文魁:今年以来,特别是二季度以来,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的确很大。今年房地产销售严重下滑——当然,去年房地产销售就在下滑,但房地产投资还在增长。可到了今年,房地产投资也在下滑,比销售下滑更严重,其本质上是一种滞后反应。房地产企业一看今年销售还是不好,就会选择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资,实际也没有钱再投入了。房地产投资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支柱之一,其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20%左右,这一大支柱没有了,显然会对经济有大的影响。

  张文魁:可能在今年三季度,一些中央重点的基础设施投资会跟上,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弥补投资不振的短板。为什么说三季度基建投资会上来?因为中央的一些特别大的投资项目的审批流程,包括环评、可行性论证等,都需要履行比较严格的程序,花的时间比较长,现在很多大项目可能还是在走程序,三季度应该会上来。

  :2020年以来,中国经济季度增速的波幅增大。在你看来,季度增速的大幅波动,反映了中国经济活动虽然依旧保有一定韧性,但脆弱性也在提高。这些脆弱性具体表现为何?

  张文魁:主要表现为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没有以前强劲了。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变弱,就要靠外力推动来促进经济增长。好比一辆车发动机动力不足,那只有靠外力去推,这个外在的推力就是政策刺激。如果外在的政策刺激一旦跟不上,经济增长就会下来。今年5月份国家出台了33项稳增长措施,在6月份推动了经济增长,但到了7月份地方稳投资的政策跟不上,经济增速就下来了。所以,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,政策性刺激一旦跟不上,其波动性就会显露出来。

  张文魁:一方面要看如何科学高效地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,在两者之间把握好平衡。经济的内生动力其实是一种市场化的动力,疫情期间很多市场被冻结了,包括旅游市场,餐饮业堂食等接触式消费,均受到较大抑制。

  另一方面,从更深层的原因看,要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继续向前推进,落实所说的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。现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。

  中国其实很多方面本身有市场需求,但是市场不能发挥作用。比如,现在缺电比较厉害,四川、重庆等地都缺电,这些地方的部分工厂要停电,去年夏天全国也出现了大面积的限电。中央*高层对此非常重视。如果只是个别地方偶尔有之,还可以理解,普遍性的缺电,说明中国电力系统的供给侧跟不上,市场化改革有欠缺。比如说煤、电的价格形成机制,电力的跨区域调度。更重要的是,这个行业的投资管制得很严,新企业要进入很难。实际上虚拟电厂在国外发展得非常快,中国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空间。

  如果一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能跟上,既能促进民间投资,又能增加供给,增强市场的韧性和活力,进而促进经济增长。

  :在你看来,对于中央提出的防止单打一、一刀切的政策精神,各地应该重点针对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,研究实施一些配套性措施,促进经营活动开展。这些配套措施应当包括哪些内容?

  张文魁:对制造业的大企业(包括一些电力工业的大企业)而言,他们相对来说企业规模大、具备行业重要性、有些又是国有的,往往可以上白名单。只要进了白名单,就可以拿到物流通行证,畅通企业的经济循环。但是量大面广的众多服务业中小企业,是民生型的,很多人一家子就靠从事服务业的一个小微企业维持生计,一旦受疫情影响这些企业被严格管控,民生就会受影响。这还会导致内需上不来,*后经济增长只能靠投资,但投资其实也独木难支。

  如何改变这种情况?我觉得不能把企业分成黑白名单,只有进入白名单的企业才有通行证。这种管制是不对的,必须改变。只要企业符合防疫规定,有绿码等要件,就都应允许正常生产经营。黑白名单看起来似乎很好,实际是一种歧视性政策。一些地方在今年疫情很严重的时候,短期内将一些企业列入了白名单,但不能把一个短期政策长期化。另外,地方的防疫措施不能层层加码。地方政府应该重点帮扶民生性小微企业,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堵塞各自的重大防疫漏洞,然后尽量让它们正常经营。

  张文魁:首先,要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是多少,中国是不是能围绕潜在增速实现增长。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认为,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在6%左右,有的甚至认为还要再高一些,也有认为是5.5%或者5%以上的。现在,中国经济的增长实际并未达到潜在增速。问题在于如果经济偏离潜在增速太多,那就说明经济潜能没有发挥出来,这就太可惜了。换句话说,经济受到了抑制,需要解除这些抑制因素,让经济潜力真正发挥出来。

  其次,当前,中国正处于**个百年奋斗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,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才刚开始,到 2035年中国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,这意味着届时中国人均GDP可能需要达到3万美元左右。而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不到1.3万美元,离中等发达国家距离还较远。因此,要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,经济潜力就必须被充分释放,而不是被抑制。

  所以,无论从增长潜力来说,还是从民族复兴来说,中国都需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。近日,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说,有关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的预测,现在没有这么肯定了。或许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过于悲观,但我们自己要有忧患意识,要加油。

  :在你看来,2023年和整个“十四五”期间,甚至更久,中国稳经济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。未来稳增长,仍需通过市场化改革达成。为何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如此重要?中国又应当加快推进哪些市场化改革?

  张文魁:我很担心很多人以为现在经济增速下滑,完全是受疫情影响,把稳增长当成消除疫情管控引起的经济下行的临时性政策。我想强调的是,实际情况并非如此,尽管疫情因素也很重要。

  即使疫情过去了,中国的稳增长任务可能还是很重,因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及预期的那么快。如果市场化改革不到位,中国经济的潜力就不能完全发挥出来,无论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,都有堵点。所以要加快市场化改革,以激发企业家精神,激发市场活力。实践证明,中国的改革开放,由于推进了市场化改革,经济增速大幅上涨。实际上,很多行业只要对民企一开放,行业准入门槛一打破,他们自己就能找到你想象不到的增长空间。当然国有企业改革还需继续推进。国家一直在讲,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,不实现公平竞争,就难有真正的市场经济,这方面的改革空间还很大。另外,要继续加大对外开放,坚定走全球化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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